我知道不关天气,不关冬天,不关走路的事情。我知道她在那个角落拼命平复内心的波澜。
有一段时间,远在北京工作累了的我,习惯用GOOGLE地图,不断放大、放大,直至看到老家那屋子的轮廓。从一个蓝色的星球不断聚焦到这个点,看到它别扭地窝在那。多少人每天从那条小道穿过,很多飞机载着来来往往的人的目光从那儿不经意地掠过,它奇怪的模样甚至没有让人注意到,更别说停留。还有谁会在乎里面发生的于我来说撕心裂肺的事情。就像生态鱼缸里的珊瑚礁,安放在箱底,为那群斑斓的鱼做安静陪衬,谁也不会在意渺小但同样惊心动魄的死亡和传承。
母亲讲过太多次这块地的故事。那年她二十四岁,父亲二十七岁。两个人在媒人的介绍下,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,彼此下半辈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。
买下这块地是他们结婚三年后的事情。父亲把多年积攒的钱加上母亲稀少的嫁妆凑在一起,终于把地买下。地有了,建房子还要一笔花费。
父亲不算食言——母亲总三不五时回忆这段故事,这几乎是父亲最辉煌的时刻。
她会回忆自己如何发愁欠着的几千块巨款,而父亲一脸不屑的样子,说,钱还不容易。母亲每每回忆起这段总是要绘声绘色,然后说,那时候你父亲真是男子汉。
但男人终究是胆小的,天不怕地不怕只是还不开窍还不知道怕——母亲后来几次这么调侃父亲。
第二年,父亲有了我这个儿子,把我抱在手上那个晚上据说就失眠了。第二天一早六七点就摇醒我母亲,说,我怎么心里很慌。
愁眉苦脸的人换成是父亲了。在医院的那两天他愁到饭量急剧下降。母亲已经体验到这男人的脆弱。第三天,因为没钱交住院费,母亲被赶出了医院。
前面有个姐姐,我算第二个孩子,这在当时已经超生,因而母亲是跑到遥远的厦门生的我。从厦门回老家还要搭车。因为超生的这个孩子,回家后父亲的公职可能要被辞掉。从医院出来,父亲抱着我,母亲一个人拖着刚生育完的虚弱身体,没钱的两个人一声不吭地一步步往公路挪,不知道怎么回到小镇上的家。
走到一个湖边,父亲停下来,迷惘地看着那片湖,转过头问,我们回得了家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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